“头和手都快被砍掉了。”刘小波一脸惊恐地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刘小波是西安市东二环辛家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的打工者，7月22日下午两点左右，刘小波目睹了这场惨案的发生。
案情非常简单，衣着褛褴的犯罪嫌疑人陈冬在辛家庙附近向一家服装店的老板索要五元钱，被老板轰出店外。随后，陈冬从一家卖肉的店铺偷走一把菜刀，走上路边的过街天桥，恰逢在辛家庙附近做生意的中年男子柏某经过，陈冬上前挥刀连砍100多刀，致其当场死亡。
“当时有人喊‘警察来了’，凶手竟然像没事一样，蹲下身子在天桥台阶上磨起刀来，‘噌噌’的声音听上去非常恐怖。”刘小波说。警察勘查现场发现，杀人用的菜刀已经严重卷刃。
当地媒体报道，当陈冬被现场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民警抓获时，有人问他是否认识被其残忍杀害的男子时，他回答说不认识，并说自己已经两天没有吃喝了。当问其为何要杀人时，陈冬竟然笑着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要杀人。
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这起血案的制造者，竟然是山西“黑砖窑”的受害者。7月25日，西安警方向媒体透露说，杀人嫌犯陈冬是四川巴中人，此前被人骗到山西的黑砖窑打工，于7月初被山西人用汽车拉到西安火车站后赶下车，随后其一直在附近流浪。巴中，是国务院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区。
这位山西“黑砖窑”的受害者，在刚刚脱离“黑砖窑”的强迫劳动后，将再一次失去人身自由。而此案的发生，让稍稍平息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再一次重返公众视野。
陈冬杀人的现场，距离洪贵和打工的建筑工地只有200多米。洪贵和同样是山西“黑砖窑”的受害者。幸运的是，洪贵和趁着砖场的打手看电视的空隙，偷跑了出来。随后在同乡的介绍下，来到西安市辛家庙刘北村一家建筑工地打工。
对于陈冬杀人一事，洪贵和表现出的更多的是同情，“如果当时有人给他（陈冬）一口吃的，或许惨案就不会发生了。”
洪贵和曾经有过同样的饥饿，“在砖窑打工那几个月，只有中午吃饭有一点点菜，白菜帮子，连一点点油星星都没有，肚子整天寡寡的，那时候，觉得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了。”
不过，从山西“黑砖窑”逃出来到西安打工后，虽然每天有45块钱的工资，洪贵和依然没有去吃羊肉泡馍，“太贵了，一碗要六块钱。”
洪贵和的老家在陕西省长武县，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长武县同样是国定贫困县。因为家里太穷，洪贵和至今没有结婚，只有36岁的他看起来有50多岁，满口的牙所剩无几，“牙一疼，我就拔掉，这样最省事，还花不了多钱。”
3月9日，洪贵和从长武县洪家镇的老家坐车来到来到西安找活，刚从西安火车站广场的汽车站下了车，有一位陌生男子说一家开发区的建筑工地需要工人，每天50元钱，问他去不去。
开发区，让来自贫困山区的洪贵和显得非常激动，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洪贵和被人带着来到了与陕西省毗临的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的一家砖场，经历了70多天奴隶般的日子，且没有得到一分钱的报酬。5月25日半夜，洪贵和趁着打手看电视的机会溜出砖场，从小路一直跑到了县城，然后乘坐凌晨4点的第一班长途汽车来到西安。
西安火车站附近，是山西“黑砖窑”的民工被拐骗的主要地方之一，这里遍布着着数不清的“职介所”“人才中心”“家政服务中心”等职业介绍机构。当地媒体报道，在“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前，这里就发生过多起妇女被拐卖外地卖淫的案件。“黑砖窑”事件发生后，西安市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以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和工作力度将火车站周边地区的职介机构全部清理取缔。
洪贵和依然记着骗他去山西做工的人的模样，“看着挺面善的。”善良的洪贵和对讨回自己的工资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打了十几年工，被拖欠和克扣的工资我都算不清了。”
在辛家庙刘北村16号的工地上，洪贵和已经成了这里的名人，不时有记者前来采访，不过让洪贵和感到不解的是，“‘黑砖窑’的事闹得这么大，咋就没有政府的人来找过我一次。”
2006年7月，李会民和一位老乡去山西临汾找在当地一家煤矿上干活的朋友，在临汾火车站，他俩碰到两个人，问去不去干活，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可以拿到七八十块钱，工作是生产瓷砖，地点在太古县。
第二天，李会民再次提出离开，又招来一顿暴打。第三天，和李会民同去的老乡发高烧，李会民提出带朋友去看病，砖窑的打手再次对其施以拳脚。
“我去了三天，挨了三顿打，每天工作最少要15个小时，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便拿起打手放在桌上的一把刀，砍掉了自己右手的三个指头。”李会民说。
这一招终于震住了打手，李会民提着刀跑出了砖场。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民看到血淋淋的李会民，迅速打了110报警电话，但始终没有见到处警民警，再三催问下，120来到村子里，将李会民送到了太古县人民医院。
因为没有钱，医院给当地媒体打了电话，媒体记者通知了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和派出所，但最终都没了消息。“我至今还欠着太古县人民医院几千块钱的医药费，回到西安后，我还花了八九千块钱看病。”李会民说。
从山西回来后，李会民再也没有出去打过工，“手一直不利索，也害怕出去。”对山西“黑砖窑”的惊恐李会民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刚回来那半年时间里，一闭眼就梦了，特别想睡觉，但总感觉有人不让睡。”
惊恐来自于他两天的亲眼目睹，“有的人在里面干了两年了，已经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了，有个中年人，他的胡子有三四十公分长。”
40岁的李会民同样是因为家里太穷，至今没有结婚，和70多岁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两个住着两间土坯房，家里惟一的电器是一支15瓦的灯泡。
今年6月中旬，一位邻居突然告诉李会民，山西“黑砖窑”的事情引起报中央领导的重视，黑心窑主都被抓了，解救了好几百名被强迫劳动的民工。
“我家没有电视，那几天晚上我经常到邻居家去看新闻。”李会民说。李会民至今依然牵挂着那个和他一块干活的胡子很长的中年人，但他在电视上一直没看到这个人被解救的消息，“最近的新闻都是说领导去这检查去那检查，就没有看到被救出来的民工。”
对于维权，李会民几乎没有想，“当时出事后给派出所报案，民警还说我不对，说我才干了几天活，屁事就多得很，人家都是通通，人家老板也势大，有钱，我根本没有能力。”
当《瞭望东方周刊》问他就真的不想维权了吗，李会民的眼睛一下子红了，“去一趟山西也不容易，我家里现在连买盐的钱都没有。”而邻居说，除过经济方面的能力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李会民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自身，“他一见人家戴大盖帽的就不会说话了。”
为了给自己的外孙讨个公道，李柱的姥姥已经花了1200多元钱。23岁的李柱天生弱智，5岁时父母离异，没人管人李柱流落他乡，乞讨为生。在李柱10岁那年，他的母亲突然在广州街头发现了他，把他带回西安的老家交由姥姥带管。
李柱的姥姥是西安市东新街新生巷棚户区的一位低保户，社区为了照顾她，给她和另一个低保户找了一个在街边看自行车的营生，每人看半个月，收入归自己所有。因为周围一些政府部门存车都是免费，所以平日里李柱每天只能收到七八块钱，只有到周末的时候每天可以收到30块钱左右。
东新街是西安市城里最繁华的地段之一，距离西安火车站只有两站路。3月5日，李柱告诉姥姥，他要去附近吃汤圆，从此整整失踪了100天。
6月15日，李柱突然出现在了姥姥面前。“孩子的背上全是伤疤，脚上裂的口子能伸进去一根筷子。”李柱的姥姥说。从孩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家人得知，李柱被人骗到了山西一家砖场，在6月15日芮城县清理“黑砖窑”的零点行动之前，被窑主送到开往西安的汽车上。
“孩子刚回来时，瘦得很，走路也不对劲，送到医院检查，说是股骨坏死。”李柱的姥姥说，“听说这病要花不少钱，我们根本就没钱治。”
因为李柱智力障碍，根本就记不清在哪里干活。李柱的舅舅带着他来到与陕西交界的山西省运城市风陵渡镇，从这里，凭着印象，李柱把舅舅带到了自己干活的砖场–芮城梁庄砖窑。
“在梁庄村，我们碰到当地的一位村民，他认出了李柱在砖场干过活，后来我们找到派出所，民警带头娃到砖场指认，在哪睡觉在哪吃饭孩子都说得一清二楚。”李柱的舅舅说。
当地公安部门在查证后称，这个案子已经交给了运城市检察院，让他们去找检察院。等他们到了检察院，正是周末，等了两天上班后，检察院的人告诉他们，案子已经交给法院了，让去找法院，而法院的人说，像李柱这种情况，因为缺少证据，根本就没办法立案。
“法院又让我们去找劳动局，我们主要不是去要工资的，孩子看病没钱，找劳动局有什么用？”李柱的舅舅无奈地说。不过，让李柱的舅舅感动的是，接触到的各个职能部门都从未有过地热情，“有时候还给派专车。”
同样感觉到政府部门非常热情的还有陕西省富平县南社乡赵村的赵三强和他的家人。赵三强被骗到芮城县一家砖场，每天被迫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在这次“零点行动”中，赵三强被解救出来。为此，赵三强的家人向芮城市公安局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信被贴在公安局门口，红纸黑字异常醒目。
李柱的舅舅也说等事情解决了，他会给相关部门写感谢信或者送匾。对于弱智的李柱来说，100天的高强度劳作除了给他带来身体上的伤害之外，似乎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他的生活，面对《瞭望东方周刊》的询问，他只是傻傻地笑。
1998年5月，陕西省富平县华朱乡16岁的柳志刚独自一人来到西安打工，那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年龄。在西安闲逛了五六天，什么活也没有找到，柳志刚有些灰心。
“那天在街上转，碰到一个叫衡国武的人，说一家洗衣粉厂招工，让我去，一天25块钱，我就跟着去了。”柳志刚说。
“我一看是砖场，说不想干，当时就有人打了我一顿，还有人吓唬我说，如果我再说回家，就把我打死在那里。”柳志刚说。除过这次外，柳志刚还被打过两次，一次是干活时太慢，另一次是去要工资时。在这里，柳志刚的名字被强行改为张小军。
“我们一个好好的娃，失踪了几个月，见到时就成了残废，我们怎么能接受得了呀？”柳志刚的母亲哭着说。
“为娃看病花了七八万块钱，现在还欠着三四万呢。”柳志刚的父亲柳春明说。事件发生后，柳春明找到当地派出所，民警说这属于民事纠纷，找到劳动局，劳动局说砖场没有任何手续，不符合法定个体工商户的条件，也没有和柳志刚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受理。
“那时候给派出所的民警送鸡蛋送挂面，就是想巴结人家，但就是没人管。”柳春明称。柳春明准备到法院起诉，但芮城县法院要收7000多块钱的诉讼费，“为给孩子治病，我连血都卖过，哪还有钱交诉讼费。”
柳春明找到了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大门的一个老头告诉他，“我看你可怜，实话告诉你，就不要打官司了，打了官司也要不到钱的事情我见得多了。”
放弃诉讼后，柳春明并没有放弃为孩子讨要说法，多年来，他一直向有关部门写信反映，但都没有结果。做了一辈子农民的柳春明想不通的是，“我寄的都是挂号信，收不到的话肯定会退回来，我寄了那么多信，没有一个退回来的，但为什么就没有人回信呢？”
山西“黑砖窑”事件暴发后，柳春明再次找律师，希望能借此为孩子打赢这场官司，但律师告诉他，诉讼时效早已过去，通过法律的手段已经很难再追究此事了。
已经26岁的柳志刚多年来因为腿的缘故一直闲在家里，他此生第一次出门的经历已足以改变他整个人生，“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想出去了，我准备在家开一个小商店，凑合着过日子。”
在表面上看来，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牛角村21岁的小伙子张徐勃似乎比柳志刚幸运一些。2002年8月，同样是16岁的张徐勃在初中辍学后第一次外出打工，在西安火车站，他被一名男子骗到山西永济市一家黑砖窑，在那里，他失去了双脚。
“到了当年冬天，砖窑停工，窑主用摩托车把我扔到荒郊野外，当夜大雪，我的双脚被冻坏，我就一路乞讨，一路爬着回到老家。”张徐勃说。回家后因无钱医治，张徐勃的两脚冻伤开始恶化。2003年2月14日，张徐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右脚从脚腕处烂掉脱落了，断脚处露出的白森森骨头还流着脓血。5天后另一只脚也跟着脱落。
2003年3月8日，张徐勃的母亲陈喜玲提着张徐勃一双发黑的断脚来到当地的《华商报》求助。在相关媒体的关注下，总理批示要求彻底查处，公安部部长要求山西省公安厅督办。
2004年4月13日，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窑主陈建均以强迫劳动罪一审判处3年徒刑，并赔偿张徐勃49.5万元。比起错过诉讼时效的柳志刚来说，张徐勃似乎能幸运一些，毕竟有了一定的经济赔偿。
但令人震惊的是，截至今天，张徐勃并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而这场已经打赢的官司，只是给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增添了更多的伤害。张徐勃的父亲因此事受到刺激，精神失常，几乎失去劳动能力。
对于刚刚暴发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张徐勃有着许多不解：2004年审理我的案子里，永济市就有多名窑场经营者到法院旁听，当地政府也表示要大力打击“黑砖窑”，为什么到今天这种现象还存在呢？ 更让张徐勃感到悲观的是，当年判刑最重的窑主陈建均已经刑满释放了，“他自由了，而我呢？”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6月底，陕西省高院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来到张徐勃家里，对其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询问和记录。
2002年4月18日20时，被骗到山西省榆次市东赵乡李焉村砖场打工的李专院，因“不服从管理”遭到砖场9名监工的持续殴打，最终致其死亡。9名凶手被山西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附带的一万余元民事赔偿至今未能执行。而家属为了要这一万余元的偿命钱，已经花去了好几千元的路费。
陕西省临潼县代王镇的杨忙忙也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在2004年4月被骗到山西一家“黑砖窑”，后来里面的一个打工的跑了出来，告诉了他们的孩子的下落，杨忙忙带着人把孩子救了出来。孩子回家后，一直得病，到今年4月，终因肾衰竭而离去。
而陕西省华县城关镇铁马村的田进锋至今还没有找到他是在哪家砖窑干活的。患有轻微精神病的田进锋2006年元月失踪，2007年6月中旬被山西省芮城县民政局送回家，对方告知，是当地派出所发现在马路上睡觉的田进锋，将他送到了福利院。
从田进锋的讲述中，家人得知他在芮城县的两个砖场干过，在芮城县6月15日组织的“零点行动”前，他被窑主用车拉着扔到了大马路上。田进锋回家后，家人发现，他的头发和手上有大量的砖屑和磨成的厚茧子，而精神状况也比以前差了好多，整天大喊大叫。无奈之下，家人将其送往精神病医院，医院检查还发现，他的肋骨断了四根。
陕西省旬邑县湫坡头镇散集村村民庞飞虎为了讨要工资和赔偿，已经碰了不少钉子。庞飞虎今年3月在西安火车站被骗到山西省芮城县一家砖场干活，有一次因干活太慢，监工操起砖机上重达40公斤的螺旋桨砸得他头破血流。老板还曾经威胁他们说：“谁跑就打折谁的腿，把你们个个打成傻子，甚至打死，直到活埋……”
庞飞虎被解救回家不久，芮城县的相关部门给他送来了5000元钱和一封信。对于信的内容，庞飞虎只记的一句，“钱是党给的。”
西安市一位律师原本答应给他庞飞虎做代理，但律师后来告诉他，陕西省有关部门刚刚通知各律师事务所，不允许律师给山西“黑砖窑”的受害者做代理，让受害者去找各地的法律援助中心。
一位参加陕西省司法厅组织的专题会议的律师说，司法厅的相关领导告诉大家，已经为“黑砖窑”受害者做代理律师的，要把案子办好，没有代理的，最好不要再接了，凡是给“黑砖窑”受害者代理案子的，一律要向厅里汇报备案，并且要顾大局，不能和媒体记者接触炒作，扩大影响。这位领导还透露，之所以让律师代理此案要慎重的原因，是山西和陕西有关方面进行了协商，山西称面临很大的压力。
《瞭望东方周刊》以“黑砖窑”受害者的身份咨询陕西省司法厅律师管理处，询问是否可以找律师为自己维权，接电话的人士称，陕西的受害者需要律师代理的一律找陕西省农民工维权工作总站，“工作总站的也都是律师。”
而由陕西当地影响最大的媒体《华商报》组织的黑砖窑受害农民工义务维权律师团，最终也偃旗息鼓，该报上已看不到关于律师团的任何报道。
与山西省一河相隔的陕西省，是此次“黑砖窑”受害者的主要籍贯地之一。据了解，仅山西省芮城县此次解救的农民工中，就有100多名陕西民工。劳动保障部、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工作组6月22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称，山西打击黑砖窑行动已解救农民工359人。
《瞭望东方周刊》在陕西采访了20多名受害者，其中只有一人因签订委托书较早而获得律师正式代理之外，其它人均未获得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绝大部分人因为取证以及经济等原因，对打赢官司并未抱太大希望，有近乎一半的人只希望拿到自己该得的工资即可，并不想参与诉讼。
西安市的民间维权者孙武胜目前已经为六名受害者做了义务代理，曾经是农民工的孙武胜因为讨要工钱，一连打赢了八场官司的他一时名声鹊起。
孙武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山西“黑砖窑”的受害者维权存在很大的困难，几乎没有人签订劳动合同，难以认定劳动关系，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连自己在什么地方干活都找不到，前几年发生的案件大多都过了时效，另外，受害者的自身素质都比较差，维权意识明显不强。
另一个让孙武胜感到为难的是，他近期去了山西两次，但很多砖场在这次清理中都被关闭了，“政府整顿的速度过快，我们连用工主体都没办法找到。”
也有律师提出，在法律方面，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这让山西‘黑砖窑’受害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希望彻底破灭，他们最多只能要回自己的工资。”上述律师说。
被骗到山西“黑砖窑”做工的陕西省商洛市的农民工牛小朋，山西方面的信息已示他已经被解救出来一个多月了，但至今，家人还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家里还给他留着一间房子，随时等着他回来，家里虽然穷，但总是个落脚的地方。”牛小朋的嫂子说。
而山西“黑砖窑”事件，带给更多寻亲家庭的只是再一次的失望和悲伤。凡是有关山西“黑砖窑”的新闻，陕西省周至县楼观镇军寨村一组的刘涛都不会错过，他50岁的哥哥是聋哑人，2003年春节被人骗到山西打工，从此失去联系，“人家的人活着的有人，死了的有尸体，而我的哥哥，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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