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伟先生今年七十五岁,是苏俄红军中国“红鹰团”团长任辅臣的孙子,也是我第一个联系到的华工军团国际主义战士的后人。
在从头到尾读了“ ‘英雄团长’任辅臣”上、中后,任公伟给我发来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项目”《任辅臣传》部分内容。从中,我看到了有关任辅臣壮烈牺牲情况的描述。继前文提到的第三旅旅长维雷舍夫向第二十九师报告维亚车站战况后,该旅长在当日数小时后的18点30分再向师长瓦西里耶夫发去电报:
许多部队像狮子一样战斗……卡梅什洛夫团团长什维尔尼斯身负重伤(后牺牲),旅军事委员鲍奇卡列夫、英雄的指挥员任辅臣同志以及许多光荣的营连指挥员英勇牺牲。
任辅臣牺牲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列宁曾给予他极高评价:任辅臣同志是勇敢的战士,杰出的华工领袖,卓越的军事指挥员; 他不仅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还是优秀的中华儿女;他创建的“红鹰团”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立下了很大的功勋,苏俄人民不会忘记。
我与任公伟能够“在线相识”,得益于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主席李宗伦和俄中新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基金会会长高先中的帮助。任公伟是李宗伦北京一零一中学校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前为北京联合大学教授,还曾担任《大学语文》教材的主编。作为中国“红鹰团”后人,任公伟近年来一直推动让更多的人知晓百余年前中国国际主义战士在远离祖国的土地上保卫第一个红色政权的事迹。
今年7月的一天,我在莫斯科拨通了任公伟的语音电话。传过来的普通话纯正、利落,声音洪亮、有力,交谈思路清晰,很难想象这是七十五岁的长者。将近三个多小时交流中,他讲得精彩,我听得入神。期间,我担心他的身体而建议换个时间再聊,可他拒绝了,“思绪已经打开,请让我接着说下去”。
那次,任公伟的讲述从今年6月17日参加在辽宁省铁岭县镇西堡镇河夹心村举办的“任辅臣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启动仪式开始。“那里是爷爷的家乡。我作为任辅臣烈士后代和‘红鹰团’后人的代表参加活动,思潮翻涌、激情难抑。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所有中国‘红鹰团’将士后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性时刻。经各方多年不懈辛勤努力,期盼已久的任辅臣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在中国建党百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
任公伟告诉我,参加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数万名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战斗足迹遍及西伯利亚、高加索、乌拉尔山区等地。爷爷任辅臣领导的中国“红鹰团”就战斗在乌拉尔山区。1918年,中国“红鹰团”为苏维埃战斗的英雄事迹很快就传到莫斯科。
任辅臣牺牲后,红军指挥部将其妻子、儿女接到莫斯科居住。“1920年5月,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亲切接见了奶奶张含光、父亲任栋梁和任玉珊、任琳琳两位姑姑。父亲是1907年出生的,列宁接见那年他十三岁。从我记事开始,就听奶奶和父亲多次谈起过那次接见。列宁称赞爷爷和中国‘红鹰团’的国际精神,并表示:‘感谢你们啊!用生命捍卫苏维埃政权……’”
母亲张含光感谢列宁同志的关怀。她说在中国,妻子有责任照顾亡夫双亲,以及照料好后代。列宁表示尊重母亲的想法。1921年端午节前,苏维埃政府专门拨了一节车厢,派十名红军护送我们一家到中国满州里火车站。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俄罗斯驻华使馆工作期间,中国“友谊勋章”获得者、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加林娜·库利科娃认识任栋梁并有过交往。库利科娃回忆说,任栋梁告诉过她,自己永远记得伟大领袖列宁接见他们家人的情形。
“在内心深处,奶奶从来不相信自己的丈夫已经牺牲。因为爷爷说过,等苏俄革命成功后,会带领中国团战士从新疆伊犁返回中国闹革命。当年她带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从中国东北远赴乌拉尔山区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小城与爷爷团聚。爷爷组建红军队伍之后,她成为中国‘红鹰团’后方办事处负责人。列宁接见之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祖国,独自把他们抚养长大。奶奶把当年爷爷出国时使用的皮箱带回国,一直在家里保留着。我将这只皮箱捐给了任辅臣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现在陈列在那里的任辅臣纪念馆”,任公伟说。
在任公伟的记忆中,生活的磨难让奶奶十分坚韧。文革期间,父亲受审,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关进牛棚、九死一生,一家人分散到全国各地。任公伟一直在乡下,1974年才得到特别批准返京照顾奶奶。回到北京的他,当了一名炼钢工人。“那时,奶奶已是九十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腿摔坏了,瘫倒在床。请医生不来,也没有条件上医院治疗。”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大胆举动,写信反映家里情况,请求解决父亲的问题并让奶奶得到治疗。写好之后,他跑到电报大楼给毛主席、周总理各寄去挂号信。同时,还怀里揣着另一封来到中南海西门,希望能帮助他呈上信件,“大概是1975年春节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统战领导小组、文化卫生领导小组的两位负责人来到我家,宣读了最高领导人批示,对奶奶要‘尽一切努力抢救,终身奉养、高干待遇’。后来,老人家被送进同仁医院治疗,直到1975年5月11日去世。奶奶的追悼会是在八宝山举行的。”
任公伟说:“对奶奶的批示,让我进一步理解并相信,中国没有忘记以爷爷为代表的中国国际主义战士,没有忘记那段历史。”
让任公伟难忘的是,爷爷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尊敬。“1988年7月17日至27日,在爷爷牺牲七十周年之际,受苏中友协、对外友好与文化交流协会邀请,我陪同父母到苏联为他扫墓。当时苏联很多广播、电视进行了报道。《真理报》称我们是‘英雄的儿子’‘英雄的孙子’,这让我们一家人很受感动。在苏联朋友陪同下,我们拜谒了莫斯科红场的中国烈士纪念碑,还去了爷爷牺牲的地方,那里也建有一座纪念碑。我知道,俄罗斯至今很多地方还有这样的纪念碑。”
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托,苏联驻华大使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1989年11月2日在使馆举行仪式,把追授给任辅臣的“红旗勋章”交给了任栋梁。任辅臣烈士是被苏联追授“红旗勋章”的唯一中国人。“父亲领取了这块勋章,它一直被珍藏在家中。我们家属一致决定,要将它捐给国家。”
任公伟还清晰地记得1988年去维亚火车站扫墓的情形。7月20日,他们在维亚火车站纪念碑前祭扫爷爷和其他牺牲的中国团官兵。“父亲站在纪念碑前,眼里饱含泪水,献上了祭文:父亲!我们离别已经七十年了……儿子没有违背您的意愿,我把七个孩子都抚养成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大多数是员……”
任公伟还提到,他父亲遵照奶奶的遗愿,把她的一半骨灰与任辅臣安葬在一起,并带回一捧那里的泥土,送至铁岭市烈士陵园。
1988年苏联之行时,父母和任公伟得到了一份珍贵资料。在任辅臣牺牲前大约十天左右,也就是1918年11月中旬,激烈战火间隙,任辅臣曾亲笔用俄文留下最后一份文件,即中国“红鹰团”排以上四十九名指战员名单。“去祭拜祖父和中国‘红鹰团’将士时,苏方将这份名单赠送给父亲。熟稔俄语的父亲亲自将其译成中文,并将这四十九人的中文名一一对应地写下来,母亲则用她那娟秀的字体将译文写在一页纸上”,任公伟说。
“2004年,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名单传到我的手中。这份珍贵的文件复印件,现在完整地陈列在任辅臣纪念馆展厅中。于父亲而言,这是爷爷留下的政治遗嘱;对我来说,这是父亲留下的家庭遗嘱。”
谈话后不久,任公伟将名单影印件给我发了过来。看到上面的一个个名字,我心情难以平静,似乎能想象出任辅臣在硝烟之中执笔写下名单那一时刻的从容、悲壮。当我在维亚火车站为牺牲的中国“红鹰团”官兵献上鲜花时,眼前再次浮现出那份名单,这是名单上的人留在尘世的最后点滴,我更理解了任公伟跟我说的一番话:“这些年来,我无数次翻看它,越来越意识到,记录下祖父和中国团的事迹,找寻后中国团时代的痕迹,传承他们的理想和精神,是先人留给后人的遗愿,也是历史赋予后代的责任。”
近年来,任公伟一直把促进中俄两国友好交往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事业。他办讲座,接受媒体采访,接待来华的俄罗斯友人,多次出访交流。“作为任辅臣烈士的后代,中国‘红鹰团’将士的后人,唯有加倍感恩,加倍回报,加倍努力,为中俄世代友好,为世界和平,竭尽所能地贡献绵薄之力。”
2011年7月,在纪念《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十周年暨任辅臣诞辰一百二十七周年之际,任公伟应邀在北京的俄罗斯文化中心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专题报告。“那年所进行的中俄友好系列报告中,我是首位报告人。我用自己掌握的所有影像、文字、图片等资料,讲述了作为任辅臣后人寻找中国团足迹的故事。”“一个世纪的交往,一个世纪的友谊”,是这场专题报告的名称。
如今,任公伟身边聚集了一批为传承那段红色历史而努力的中俄两国热心人士。“很不幸,旅居俄罗斯的‘红鹰团’副团长荆一清的外孙黄志柏被新冠肺炎夺去生命。他生前长期致力于中俄友好事业,曾担任俄中友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分会秘书长。如今,他所在机构的两位副主席,维涅尔和什梅廖夫先生,俄中友协车里雅宾斯克分会主席巴博诺夫先生,以及前面提到的高先中、李宗伦等都致力于以此段历史为切入点推动两国交流,希望在中俄两国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的当下,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两国的年轻人,了解、珍惜中俄百余年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百年沧桑,百年风云。寻找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足迹、记录他们的故事并非易事。每每困难之时,任公伟的话便回响在我耳边:“我爷爷和我们家的故事是完整的、清晰的,然而绝大多数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不为人知晓。他们中的一些人长眠在异国他乡,一些人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目前国内虽然有了一些出版物、文献资料,但远远不够。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作为常驻俄罗斯的媒体人,能在那片土地上进一步挖掘出新鲜的东西,记录并审视当下俄罗斯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我相信,这将是对现有材料的很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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