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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豪郭沫若夫人:我真的爱他和姐姐一样爱


1984年6月15日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文章发表后,“于家两姐妹被著名文豪郭沫若玩弄”的流言蜚语在各界蔓延开来。

谢冰莹在文中揭秘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她称于立忱曾在日本做过那次手术并不是外界所说的割盲肠,而是堕胎,腹中胎儿的父亲就是大作家郭沫若。堕胎不久后,于立忱回国,依旧摆脱不了那段情感伤害的阴影,积郁成疾,于1937年5月自杀身亡,年仅25岁。

这份报道的真实度被现代很多文人质疑,甚至很多文人说可以不予理会。随着当事人的离世,堕胎一事也成为了一个无法揭开真相的谜底,但是有一件事却是可以确定的,就是郭沫若和于立忱的确有过一段交往。这段交往没有公开的原因,是因为郭沫若当时已经与一名日本籍女子佐藤富子在一起,而且,有了四子一女。

然而,令于立忱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在她逝世后不到一年,她的妹妹于立群步入后尘也爱上了郭沫若,而且还结婚生子了。

1916年,嫁进于家的岑蕴文又迎来了人生当中的一道槛,熬过生死大关,她再为于家添了一位小姐,就是于立群。这已经是她生的第三个女儿,女儿生得越多,作母亲的头就抬得越低,新生命并没有让于家喜笑颜开,家中也只有不谙世事的于家长小姐于立忱吃饭这个小妹的到来新奇不已。

于家姐妹的祖父于式枚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幕僚,他虽然科举出身,却大力支持废除科举,创办学校一事,还出使过欧洲。因为他这一房没有亲生的子嗣,便从胞弟那里过继过来的儿子,即于家姐妹的父亲于景昕。

曾经的于家,也可谓是风光无限。只是,好景不长,于式枚过世后,于景昕继承家业,他曾只在北洋政府农林部做过一官半职,差事丢了之后便整天无所事事。人闲下来了,坏习惯也养成了一堆,他赌博、喝花酒……整个于家指望着靠变卖祖上那点遗产度日,渐渐地,房产字画变卖所剩无几,到最后,五个孩子的上学经费都不能供应得上了。于家这个昔日贵族,也彻底走向了没落之路。

不仅如此,处处不得志的于景昕还动不动就家暴,并将拳头对准了妻子,不堪忍受的于母带着最小的幼子和幼女住到了上海的娘家。可惜,娘家也只将她当作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的日子也十分难熬。经历着家事变迁的于家姐妹,默默看着这一切,幼小的她们没得选择,跟着父亲继续住在北平。

父亲不争气,母亲在上海带着弟弟妹妹辛苦谋生。为了能供自己和三个妹妹继续上学,年纪尚小但却懂事的长姐于立忱,动过赚钱的心思。她写得一手好字,就利用春节前的假期,在北平和平门外国立师范大学对面的厂甸处,摆起了摊,给人代写春联,因她人长得清秀,字又写得好,对联也很有新意,小摊迎来了不少人的光顾,也如愿赚得一点上学经费。

日子依然在拮据中度过,慢慢长大的于家姐妹,于立忱和二妹于立群感情最为要好。于立忱喜欢文学,也喜欢话剧,而妹妹于立群的喜爱和姐姐几乎一样,另外,受母亲影响,她也练得一手好字,尤其是颜体和隶书写得最是正宗。

1931年,在没有家人的支持下,于立忱凭借自身的努力和超强的毅力连跳两级成功考上了北平师范大学,同时,她也告别了家中妹妹住进了大学宿舍。而此时,于家的生活也越来越艰难,原来的大宅早就卖掉,一家子搬进了北平的平乐会馆居住。没有了母亲和长姐的家庭,14岁的于立群整日面对的是父亲的恶言相向,和空荡荡没有半点温度的家,饥一顿饱一顿也成了常态。

恰逢此时,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北平招生,在大姐于立忱的支持下,于立群鼓起勇气背着父亲报了名。没想到,经过初试后,她竟然顺利通过考试,她开心的和姐姐分享了好消息,同时,也向她正式告别。

于立群逃离了那个冷冰冰的家,在明月社度过了一段青春美好的日子。跟她同期的,就有后来家喻户晓的周璇,一群小姐妹一起学习歌舞、钢琴,于立群也和大家一起过上了集体生活。周末,小伙伴们会经常相邀去游玩,于立群则更喜欢呆在宿舍里临帖练字。

得知于立群去向的于父大发雷霆,他觉得女儿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可他碍于情面又不能在学校大闹。便把矛头指向了妻子岑蕴文,他跑到上海,联名律师,气势汹汹地宣布将于立群革除家门。

此时的于立群,在长姐于立忱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已经有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况且,她十分喜欢现在新的生活,至于过去那个封建家庭,她已全然不在乎了。

“九一八”事变后,于立忱这位进步人士在学校表现很是积极,于立群和小妹立修后来得知,她曾南下请愿,再到后来,才知晓因为此事,于立忱被北平师范大学除名。

1933年4月29日,《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乡村小学教员生活的追忆》,作者于立忱。原来,她自离开学校后,便在天津一所乡村小学做起了教员。22岁的她一面教书,过着课时教育学生,课外生火、做饭的平常日子;另一方面,她又关心时政世事,这些,可以从她频频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

没有过多久,于立忱正式成为《大公报》的一名记者。她做记者有自己的坚持,主张记者的责任是客观的记述事实,并有主观的予以批评的义务。可见,此时的她,不仅思想独立,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观和价值观。

1933年9月,《大公报》重振副刊妇女版《妇女与家庭》,主编人选锁定了于立忱。在任期间,于立忱的才华得到全面发展,她将这本副刊做成了一本开阔女性视野的全方位的刊物。涉及的文章不仅有女性的解放与独立、婚恋新观念、时事政治、育儿、时装等等内容。

在她的主持下,《妇女与家庭》在群众心目中的份量与日俱增,身为主编的于立忱也得到了很多商家的关注。以往推销国货面料的广告,他们一般都找名媛或者明星来代言,现在,反而请她这位幕后编辑来做推广,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1934年4月,于立忱开始寻找人生新的方向,她踏上了前往日本东京的客轮。一方面,她以兼任报社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继续写稿获得津贴,以此谋生。另一方面,她努力学习,力求深造,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院,攻读经济学。

郭沫若从1914年起便在日本留学,在日本生活已经有近20年,不仅是位日本通,而且还是一位著名诗人、作家。他和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于立忱早有耳闻,且十分欣赏。

他们第一次相见时,郭沫若就被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眉清目秀讲起话来逻辑清楚的女大记者惊到了,此后,对她更是照顾有加。

在日本留学期间,于立忱治疗肺病,她经受了病痛的折磨,经历了在陌生国度环境的不适应,原本苦闷忧愁的她在郭沫若的帮助下,心境渐渐好转起来。两名在外的游子,因为同样的文学工作,同样都心系祖国,很快从革命战友升华到惺惺相惜之情。

只是,尽管是妻妾成群的时代,于立忱内心深处还是渴望一份专一的感情。但是,郭沫若一定不会是给予这样一份感情的人。

因为,郭沫若前有原配张琼花,他们虽然是包办婚姻没有感情基础,但也曾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热热闹闹举办过婚礼;后有日本妻子佐藤富子,两人也是花前月下你侬我侬,在一起已经快有十八年了,而且佐藤富子还为其生育了四子一女。

生性要强的于立忱,深知这注定会是一份没有归宿的感情。1937年初,于立忱学业完成,《大公报》停了她的津贴,她带着一身没有治好的疾病回到了国内,同时带回的,还有一脸的愁容。到上海后,她的肺病复发,妹妹于立群带着她到杭州疗养,当时,她的精神十分不佳,看起来忧郁得很厉害。

长姐去世,姐弟当中仅于立群在上海,年仅21岁的她收拾起悲伤的心情,为姐姐整理遗物,操办起她的生后事来。6月1日,追悼仪式举行,于立忱的生前好友悉数到场,远在湖南的谢冰莹得知消息立马写了一篇悼文。

得知于立忱死讯的郭沫若,想用思念的笔去写点什么,他回忆起1936年12月的那一夜,她即兴创作的那首《咏风筝》至今让他刻骨铭心。想了想,定下笔来,写下一首《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

同年7月,郭沫若告别了他的日本籍妻子,回到国内。临走时,他给佐藤富子留下纸条,告诉她等他安定下来,就会想方设法把她和孩子们接到国内来一起生活。也是那一月,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同年11月,佐藤富子去信说她被日本的有关部门逮捕,关押了一个月,并对她施以严刑,直至不能行走。尔后,二人中断了联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一人挑起家庭重担,独自抚养起五个孩子。

回到国内的郭沫若,先是去凭吊了于立忱,不久后,加入到了抗战的洪流之中。并在诗人林林的介绍下,认识了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

此时的于立群,已经长成了二十一岁的大姑娘,受姐姐生前的影响,她也结交了一些左翼电影工作者。演出方向更多的是有关抗日救亡方面的文艺演出。于立群虽然一直在电影圈中混,但身上是没有半点流俗明星的浅薄。

对于于立群,郭茉若一见如故,在她的身上,他仿佛看见了于立忱的影子。也因为于立忱的缘故,让他们两人很快能交流在一起,那段时间,他们常常见面,每每看到那充满灵气又美丽的脸庞,郭沫若都心动不已,他在心里有了一个想法:“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于立群也很敬重这位年长自己二十四岁的男子,他不仅是她的革命前辈,在他的身上,她还看到了一位文学学和社会活动家的独特魅力,这些都让她欣赏不已。

此后,她追随他的脚步,参加了抗战演出二队,他们从香港到桂林再到广州。一路的相惜相伴,让他们越来越离不开彼此,没过多久,22岁的于立群便和46岁的郭沫若同居了。

1937年底《救亡日报》南下先遣队员在广州:于立群(左一)、姚潜修(左三)、郁风(左四)、林林(右二)等

1939年1月,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他们还举行了婚礼,婚礼中,周总理举起酒杯,对着郭沫若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希望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婚礼哟。”

也正是这一年,郭沫若的父亲去世,他带着妻子于立群和刚生下来不久的儿子回到了老家,见到了当年父母包办的婚配女子张琼华。自从他婚后离家出走,这名女子她一直并未再嫁,一直守着他的父母尽儿媳妇的本分度过余生。

让于立群不得不面对的前任,不只有张琼华,还有那位远在日本的佐藤富子。新中国成立后,佐藤富子带着五名子女怀着激动的心情千里寻夫,但是,看到的不只有他,还有身旁身旁的美人和他的另一群儿女。佐藤富子没有再多加打扰,此后,她未再结婚,带着五个孩子留在了国内。

婚后的生活,在家里,于立群要照顾着六名子女的成长;在外面,她做起了郭沫若的左膀右臂,陪他出席各类社会活动,替他起草文件、抄写文章、操心出版工作……她追随着郭沫若的每一个脚步,东奔西走,很忙很忙。一些熟悉她的友人,都觉得她过得极其辛苦,非常的不容易。

可惜,这样的好女子,命运对她并没有很善待,熬过了大半生的艰难,晚年她却一而再地遭遇了失去爱子的打击。1967年,他的儿子郭民英自杀,1968年,正在北大读书的儿子郭世英被抓去生生打死。

相隔十年后,陪伴了近40年的丈夫郭沫若去世。于立群作为遗孀整理遗物,传闻,她在当中发现自己的长姐于立忱和丈夫的隐密过往,令她原本疾病缠身的身体,在精神上也大受刺激,于次年2月缢死于北京家中。

两朵“新式”姐妹花、一个善良的日本籍女子和一个淳朴的守旧女子,因为同一名男子——郭沫若,她们的人生无可避免地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都有过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这无可厚非,只是,真的小心,别在不经意中弄丢了自己,活在了以他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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