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起诉了微信手续费”的词条登上热搜。发帖人杨昊斌是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其介绍,今年5月,在微信提现一笔5万元零钱时,被收取了50元手续费,便对如此高昂的提现费产生了质疑。
8月22日,他和3名上海政法学院、1名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队友一起,把微信支付的运营主体:腾讯旗下的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此次状告微信,杨昊斌觉得追求司法胜利难度太大,但如果微信可以因此给用户提供更多优惠,那也算胜利。
杨昊斌与队友席蕊璇、潘灵青、吴祖祎、秦浩宁组成名叫“南山肯德基”的队伍,共同参与了第十届“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项目名为“诉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微信零钱提现收费规则案”。该队已进入决赛,指导老师是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的张春辉律师。
8月22日,杨昊斌以案件代理人的身份出席庭审。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参加庭审,他没穿律师袍,也没穿西装,一身便衣出席。由于大雨,航班延误,22日凌晨1时,他和两位上政的队友才抵达深圳。
庭审前,他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最终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2016年3月,微信开始向用户收取提现手续费。每位用户有累计1000元免费提现额度,超出1000元部分按银行费率0.1%收取手续费,每笔最少收0.1元。转账、面对面收付款、微信红包、AA收款等其他功能免收手续费。
每笔最少收0.1元,也就是说,用户在微信提现累积超过1000元后,即便每次只提现0.01元,手续费仍然是0.1元,提现100元,手续费也是0.1元。
为什么要收手续费?微信官方的回复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其表示,银行向微信支付多种功能收取手续费,包括支付、转账等从银行卡扣款的动作,提现超额收手续费是为了补贴快捷支付产生的巨额成本。
但这个理由没能说服杨昊斌。他查阅资料发现,众多银行都规定线上转账免手续费,用户提现已经不会产生银行成本。微信支付的主要成本是银行的支付渠道手续费,但微信也会向商户收取交易手续费,这其实就可以覆盖到支付渠道手续费,提现手续费是其转嫁成本的体现。
他做了一个“河流——湖泊”的比喻,即财付通账户类似于资金“蓄水池”,且两端连接着两条“河流”——资金的“流入”与“流出”。这两条河流中的水不断流动,从而使得“蓄水池”的水是“活水”。
杨昊斌认为,微信收取提现手续费的主要目的是给用户提现设置障碍,让用户把钱留在微信零钱内部,微信也就能做大其资金池,让钱在其内部资金池中积累。
庭审过程没有杨昊斌想象的激烈,双方并未“针尖对麦芒”,而是运用专业的法律知识分析和博弈。他表示,即便对方是经验极为丰富的顶级律师团队,自己的队伍在博弈过程中仍然占据了一些优势。
2016年微信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时,在官网发布了公告(含新协议)。杨昊斌队伍表示,该份公告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有超一半的字被加粗,并未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另附一个超链接。
至于微信收取手续费的理由,上文已经提到,杨昊斌认为其是在转嫁成本。最后一个问题,0.1%的费率是否合理?微信有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测算微信提现手续费的利润率成了关键。由于财付通公司未上市,不披露财报,队员们又非腾讯内部员工,无法查找到准确数据,所以测算其利润率的难度相当高。
但利润率的测算是必要的一步。没有直接的财报数据,杨昊斌和队友决定利用间接数据进行推算。他们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年度交易总额乘以微信支付市场占比,大致估算出其年度流水,进而推算出微信的提现营收,即年度流水×0.1%。
至于微信支付的总成本,他们了解到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大致成本构成,并从腾讯财报和其他材料中找出线索进行了二次估算。
杨昊斌表示,腾讯律师团队多次提交证据以表示其尽到了相应提示义务,但多次回避手续费的利润率这一关键问题,似乎是其心虚的体现。
杨昊斌队伍的指导律师张春辉表示,“案件打到现在,双方已经补充了3-5轮证据,这已经打得相当有效果了。但目前的证据仍然不一定能支持他们(杨昊斌队伍)的胜诉判决,除非法院让财付通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利润率确实过高。”
张春辉律师还称,“这些学生找到我时,已经将诉状提交到法院了,看到题目后,我就觉得很难。因为涉及的方面很多,不单是告知义务,还有收费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微信在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应用宽度等诸多问题。”
杨昊斌也认为,其团队提交的证据很多来源于个人推测,不足以作为“实打实的证据”。“我们并不是腾讯内部员工,并不能够充分地了解它的运行逻辑。”
事实上,无论是杨昊斌及队友,还是指导律师张春辉都认为“胜诉很难”。但杨昊斌说“追求法律判决上的司法胜利难度太大,即使败诉,也要看具体是怎么败的。”
“假设最终败诉了,但微信给用户们提供了更多优惠,或者降低相应费率,比如能规定提现金额100元以下不收手续费,这也算是胜利。”其称。
作为学生团队,杨昊斌和队友们认为,整个项目中,最艰难的阶段是刚开始接触腾讯财报的那几天。“面对几百页的财报,不知如何入手,每天阅读到凌晨一两点,精神压力很大。”
“我们团队一共5个人,有两个队员和我一起出庭,另外两个未出庭的队员协助寻找诉讼过程中需要的资料。”队友间的彼此配合和指导律师的指导都为小组助力颇多,杨昊斌说,“之前华政学姐胜诉迪士尼的案件也给了我们不小的精神鼓舞。”
“南山肯德基”成员:席蕊璇(左上一)、杨昊斌(左上二)、潘灵青(右上)、吴祖祎(左下)、秦浩宁(右下)。图/受访者供图
公开资料显示,“小城杯”公益之星诉讼大赛始于2012年,现已诞生了备受关注的诉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格式条款案、诉上海迪士尼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规定不合理案、诉苹果公司iPhone12不配充电器案等典型案例。
据《法治日报》,参加第二届大赛“起诉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格式条款”一案的杨梦嫣在赛后感悟中写道“诉讼的价值不在于诉讼的输赢本身,而在于它能否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之所以能够勇敢地向违法行为开火,并不是因为年轻无知,也不是因为无所畏惧,而是那份使命感和归属感,因为我们是法律人。”
九派新闻浏览第十届“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决赛名单发现,起诉大公司的法学生不在少数。“瑞幸咖啡”“滴滴出行平台”“小红书”等知名企业均出现在学生队伍们的起诉项目中。
杨昊斌和队友们的指导律师张春辉,今年已是第三次指导学生参加“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他说“学生选择的题目,它首先必须具有公益性。”
“公益诉讼简单来讲就是对公众都有益,比如‘诉上海迪士尼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规定不合理案’胜诉后就对所有进入迪士尼游玩的游客都有益。但并不是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都能直接达成这种效果,更多时候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杨昊斌他们这个案件,是把整个事情向前推了一步。”张春辉称。
杨昊斌此前就在社交平台回应过“用户凭什么质疑价格是否合理”的疑问。他称,由于微信拥有自主经营和盈利权,可自主定价。而消费者有公平交易权,表现为议价权,即可以质疑其价格的合理性。但议价权是建立在非垄断基础之上的。在微信提现方面,即便用户不在微信进行“充值”,也会在微信进行日常社交时通过“抢红包”“转账”的方式使“零钱”增加,被迫使用“微信支付”。
其认为,既然消费者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微信支付”,便不存在“要么接受,要么离开”,其无法通过拒绝交易以避免权益受到侵犯。此时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相比于企业自主经营权需要得到优先保护。因此,消费者有权质疑微信定价的合理性。
“我起诉了微信手续费”登上热搜后,许多网友评论称“苦于微信提现手续费已久。”还有网友首次注意到自己在提现时缴纳了手续费。
杨昊斌说,“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诉讼去呼吁广大微信用户注意到提现手续费,也提醒微信平台降低手续费。这个降低不仅仅是体现在0.1%的费率上,也体现在其他的优惠措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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